5月18日至22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陪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访以色列，实地考察了以色列最大的应急救治医院和国家医疗保险机构，深入了解以色列平战结合的应急救治反应能力和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情况。

以色列的医疗卫生体系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究其原因，总的来看是因为以色列良好的经济基础，较高的公民教育水平，形成了对医疗体系的高诉求。并且，以色列有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子，很多医疗机构组织都是集体的。

具体来看，首先是以色列政府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政府拥有和经营许多大型医院，并通过四个疾病基金委国民提供医疗保险。以色列对卫生保健的预算占比很高，1995年就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8.7%，所以国民的平均寿命很高。

以色列44%的医院属于国有，30%由普通工人疾病基金经营，平均每一千个人当中就有4.6个医生，这一比例为全球最高。

其次，以色列拥有相对公平的医疗保险制度。1995年《国民健康保险法》出台后，96%的人投保了国民健康保险。参保制度以家庭的收入为标准，即便是穷人也能参与。

四个主要保险基金以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为主，而非偏重于附加性医疗服务，这就满足了中低等收入家庭的健康保险需求。

此外，有3%的人选择购买私人健康保单，政府主导健康保障服务的融资，而私人出资则可作为补充。四大非营利性疾病基金提供了基本健康保险服务，而保障的缺口则留给了补充性健康保险和商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不能接受雇主为雇员提供的保险金，这实际上也将他们排挤出了基本医疗的投保市场。

再有，就是商业保险机构促进竞争。私人保险市场的成长可以增加资金来源，通过保险风险平摊的原理，更多的有钱人也获得了更为完善的服务。当公共体系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能力较低时，投保商业保险的现象就会达到峰值，这是以色列的现状。私有保险的成长会缩短其投保者的手术等待时间，对现有的基础医疗保险起到一种外部刺激的作用，在改善公有医疗保险的同时，增加整个社会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

私有化的扩大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市场中的参与度降低，而只是管理体制的转变而已。现在，以色列政府更着力于促进建立保险公司的规则和供给激励机制，促进医疗服务提供者相互竞争，并向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最后是以色列的应急机制，以色列是战争高发区，包括很多突发事件，所以国家对应急体系投入很大，而且有长期实战经验。医院经常进行应急演练，医护人员和不同部门各司其责，能够做到迅速及时，忙而不乱。当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时，医院将转为战时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