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期沸沸扬扬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11月28日，贺建奎终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现场，他接受大家提问。一开始场下有些骚乱，贺建奎略显紧张，待演讲开始后他率先感谢了所在大学以及其他人，其间时不时有人打断他的发言，整个过程人们始终围绕“如果是你亲生的娃你会不会给她编辑”、“为什么会对人类基因下手”、“究竟大众知不知情”、“监管知不知情”、“你这么做经过别人同意没有”、“你对其他胚胎还做过什么”、“这对双胞胎基因被编辑之后是否会脱靶”、“这么做之前你是否得到审批”……。

经《知识分子》查证，贺建奎以前没有发表过任何在动物中进行胚胎编辑的论文。唯一能查到的相关论文是2011年发表在 Phys. Rev. Lett. 上的一篇理论性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摘要写道：“本文中我们研究CRISPR在选择压力下的间隔序列的多样性。我们提出了一种种群动力学模型，该模型解释了生物学观察结果，即CRISPR的前端-近端区域更加多样化，而CRISPR的前导-远端区域更加保守。该结果显示与最近的实验一致。”这是他截止目前唯一一篇与基因编辑工具CRISPR有关的文章，也是他转向生物学的第一篇论文。后来基本是些测序的文章，绝大部分发表在Sci Rep和Plos One这两本刊物上。

而2011年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他的工作机构是美国莱斯大学物理和天文系，这篇文章的合作者是该校生物物理系以及物理和天文系的Michael W. Deem。据美联社的报道，Michael Deem也是贺建奎博士期间的导师，曾在莱斯大学与贺建奎合作疫苗研究，认为基因编辑与疫苗类似，并担任贺建奎两家公司的科学顾问。对于此次事件，莱斯大学发表声明称，莱斯大学在此前对该项研究毫不知情，并表示“不管在何处进行，该项目都违反了科学研究的准则，并且不符合科研界与莱斯大学的伦理道德要求”。莱斯大学已经启动了对Michael Deem博士与这项研究的关系的调查。

此次事件引起了外界强烈关注，贺建奎似乎早有准备，他有一个媒体团队不时向外界释放一些信息，但有限的信息远远不能回答公众的疑问。在本次论坛的问答环节，主持人问为何会选择CCR5，这个对人体有其他功能的靶点。贺建奎表示，他觉得这个基因比较好研究，基本的功能被了解，比较好进行基因编辑，但深入的功能了解需要进一步研究。

北京大学教授魏文胜提问，禁止编辑人类胚胎不仅是国际共识，也是中国科研群体的共识，为何还会秘密从事这样试验？

贺：三年前他在不同会议场合问临床和伦理专家，也许可以尝试从事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于是他就做了这样的试验。

Q：你对其他胚胎做了什么?他们是植入的胚胎吗？

贺：有7对夫妇，但由于目前的情况，临床试验暂停。

Q：你从临床试验设计中得到了什么反馈?团队的范围是什么?你去哪里获得批准？

贺：我首先与几位科学家和一名医生交谈，以确定CCR5是否是推荐的药物。一旦我们有了数据，我在2017年的Cold Spring Harbor和Berkeley基因组编辑会议上展示了这些数据。会议上的其他一些人也是如此。我得到了积极的反馈，也收到了一些批评和建设性的建议。我不仅与科学家交谈，还与美国顶尖的伦理学家，如斯坦福大学(Stanford)和哈佛大学(Harvard)的伦理学家交谈。我还向来访的科学家展示了我的数据。当我开始一项知情同意书的临床试验时，我们作为参考并起草了一份同意书。这封信由一位美国教授审阅。随后展开后续计划。

Q：有多少人审查了知情同意书并认为它是合适的？

贺：4位。

Q：在知情同意书的问题上，是一个独立的人与病人交谈，还是你的团队直接参与了这个过程？你是直接的参与者？

贺：团队成员先去找志愿者谈了2个小时，1个月后志愿者来到深圳，由我亲自带他们去找另一位教授，让他们知情同意。因此我是直接的参与者，并且告知他们脱靶等相关信息。

Q：你是如何将这些夫妇纳入研究的?是通过人际关系吗?你的机构发布了新闻稿吗?如何招募这些特殊的夫妇？

贺：通过HIV或AIDS志愿小组。

接下来，David Baltimore说道，他认为临床使用生殖系统编辑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除非其安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并达成普遍的社会共识，只要这些尚未发生，这就是不负责任的。他继续说，这不是一个透明的过程，事情发生后大家才知道。当天早些时候听到关于疾病选择的讨论，比为一个人提供一些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保护要紧迫得多。他认为科学界由于缺乏透明度而缺乏自律。

Q：我想重申David Baltimore的评论，首先，我认为这些女孩的医疗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父亲是HIV阳性，母亲是HIV阴性。你已经洗过精子了，因此已经可以利用未受感染的胚胎，这些胚胎可以孕育出未受感染的婴儿。你能描述什么是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吗，这个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对这些病人来说尤其重要?其次，你用病人而不是科学家、医生和伦理学家做的决定，证明植入这些胚胎以创造人类妊娠的关键决定是合理的。作为科学家、医生和独立团体，有什么责任为病人做出决定，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做出决定?

贺：第一个问题是CCR5是否是一个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他相信这不仅仅是针对这个案例，而是针对千百万儿童，他们需要这种保护，目前还没有艾滋病毒疫苗。他个人曾经接触过一些艾滋病患者，那里30%的村民感染了艾滋病。他们甚至不得不把孩子交给亲戚和叔叔抚养，只是为了防止潜在的传播。对于这个具体的案例，他感到很自豪因为他们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但有了这种保护，这类人群将努力工作，赚钱，并照顾孩子和他的妻子这一辈子。

Q：在你的临床试验中，是否还有其他的怀孕者需要进行基因组编辑？

贺：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怀孕者。

Q：两个有关道德的问题。一个是制度伦理过程，回顾过去，第二部分是展望未来——你如何理解你对这些孩子的责任?最后一张幻灯片显示你将进行后续治疗。你对未来有什么责任？

贺：在我看来，你的朋友、亲戚可能患有一种基因疾病，这些人需要帮助吗?有数百万家庭患有遗传疾病或接触传染病。如果我们有技术并能使其可用，那么这将有助于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谈论未来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透明的开放的，分享我所积累的知识给社会和世界。下一步做什么由社会决定。

Q：那么真正的孩子呢?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与这些出生的孩子一起前进，你如何理解你对他们的责任？

Q：它与来自媒体的问题有关。你会在未来公布露露和娜娜的身份吗?如果个人保持秘密，它会受到影响吗?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保护病人的身份。全世界都想知道他们是否健康，这种方法是否有任何消极或积极的作用。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贺：在公共场合透露HIV阳性患者的身份是违反中国法律的。其次，对于这对夫妇来说，他们的婚姻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将建议数据应该是开放的，并且可以向专家提供。

Q：当你开始这个实验时，你是如何说服父母的?你有没有告诉他们如何避免孩子感染艾滋病?你是怎么做伦理审查的?过程如何?有多少机构参与？

贺：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说服病人。这些都是志愿者。他们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有很多关于艾滋病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的信息，甚至发表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文章。他们通常一起在一个社交网络中，那里有艾滋病治疗的最新进展。志愿者得到了知情同意，他们已经非常了解基因编辑技术及其潜在的影响和好处。我认为这是一种信息的相互交流。

Q：回到透明度问题上，您是否愿意将知情同意书和您的手稿发布在一个公共论坛上，以便对其进行审查，例如biorxiv.org或一个知情同意书公共网站，以便社区能够详细阅读您所做的事情？

贺：是的，事实上知情同意书已经在网站上了。搜索我的名字，你就会找到它。第二，对于稿件，在我起草稿件的时候，已经有大约10个人在编辑(审阅?)我的稿件，其中有几个人在美国。我会发几个人来评论。我可能(不?)服从biorxiv。在发布到biorxiv之前，应该先进行同行评审。

Q：你接受了那个建议，但你现在会改变主意吗?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迫切需要知道你做了些什么。

Q：我对知情同意流程非常感兴趣。你说有一份同意书你很乐意和大家分享，有四个人审阅了这份同意书，和病人进行了十分钟的谈话。在英国，普通大众的平均阅读年龄在10岁左右。绝大多数英国人不理解基因组这个词。你如何解释风险？他们明白的证据是什么？他们能很好的理解该同意书吗？

贺：我没有说10分钟。我说的是1小时10分钟。事件发生在一间会议室，夫妇俩在那里会面，还有两名观察员。在知情同意之前，这对夫妇已经拿到了打印好的复印件。这对夫妇完全理解该同意书，他们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我从第1页到第20页逐行逐段地解释。他们有权在知情同意过程中提出任何问题。一旦我们完成了整个知情同意书，最后我给了他们一些时间进行私下讨论，这样他们就有时间进行讨论。他们还可以把它带回家，以后再决定。

Q：团队成员是否接受过同意的培训?这是第一次吗?他们受过这样的训练吗？

贺：我有两轮知情同意书。第一轮是非正式的，是我实验室的一个小组成员。第二个比较正式，跟我一起。当我们起草知情同意书时，我阅读了NIH关于知情同意书的指南。

Q：有媒体提问，能否解释一下这项工作的资金来源。

贺：当我开始做这个的时候，我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三年前，我开始了这项工作。我是在大学给我发工资的时候开始的。病人的医疗和费用由我自己支付。一些测序费用是由大学的创业基金支付的。

Q：所以没有来自行业或公司的资金?我要说明的是，你参与了一个公司，但这个公司并没有参与这个项目？

贺：我的公司既没有参与这个项目，也没有人员、空间和设备。

Q：这些家庭付了钱吗?有金钱交易吗？

贺：我们在知情同意书中解释说，我们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他们不会因此得到钱。

Q：谁应该对这些病人负责?如何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受到严格的监督，你会如何评价他们的心理健康?接种疫苗和神经发育结果如何？

贺：知情同意书提供了定期血液检测和其他医疗程序的信息。这些都可以在知情同意书中找到。

Q：关于非目标评估。你提到你做了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可靠成熟的技术来进行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你是怎么做到的? 还有一个共识是不允许对种系进行基因组编辑。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识。我想你知道这是一条红线。你为什么选择越过这条红线?你为什么秘密进行这些临床试验？

贺：首先，对于偏离目标的测序。在植入前，我们只能从胚细胞中活组织3 - 5个细胞。然后，我们对单个细胞进行扩增。我们可以得到单细胞95%的基因组覆盖率。或80%-85%的覆盖率，目前的技术水平。可能会有脱靶效应缺失，但这不只是看这个胚胎，我们有很多胚胎，可通过这些胚胎了解脱靶的情况。

Q：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尤其是当你知道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我们不应该这么做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当局要保密这么多？你知道现在的指控是你违反了法律。如果你牵涉到中国，他们可能会说你做不到。看起来就是这样，你还是去了。

贺：我一直在科学界工作。我在伯克利冷泉港和一个亚洲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我向他们征求意见。我继续从事临床试验，那时我也就伦理问题咨询过美国的专家。

Q：两个姐妹，一个是抗HIV感染的，这是你特别强调的父母或父亲想要的结果。在家庭动态中，这些女儿会得到不同的对待吗? 另一方面，这个女孩对艾滋病毒感染是难以治愈的——她现在会成为理想的生育对象吗?这是否会改变她在婚姻和孩子方面的整体动力？

贺：我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发表了基因编辑的五个编码值。首先是尊重孩子的自主权。这些工具不应该被用来控制他们的未来或者对他们未来的选择做出期望。他们应该有选择的自由。第二个是——孩子们，鼓励他们发掘自己的全部潜能，追求自己的生活。

Q：你预料到所有这些反应吗?即使你已经成功地让人先审查并发表了这篇论文，在当时也会有很多麻烦。你预料到了吗？

贺：那是因为消息走漏了。我最初的想法是基于美国或者美国的调查，或者英国的道德声明，或者中国的研究，这些研究给我们一个信号，大多数公众支持人类基因组编辑用于治疗，包括艾滋病的预防。

最后一个提问：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呢？

贺：这个问题问的好，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第一个尝试。

最后大会主席、诺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进行简短的表达，“我并不认为需要进行这样操作的必要。这项临床试验由于缺乏透明度，破坏了科研群体的规则，并不会被同行认可。”

结语：

这两天的舆论让贺建奎这个名字持续高居新闻榜榜首，也让“基因编辑”、“脱靶”等字眼成功迈向广谱大众，该事件瞬间燃爆舆论，质疑、批评、恐慌、抨击纷沓而至。在贺建奎的南方科技大学个人主页上对此次项目有介绍，《HIV 免疫基因 CCR5 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研究目的里说，本试验在细胞系、动物实验和人类废弃胚胎的基础上，招募罹患不孕不症的 HIV 阳性患者，通过充分的知情同意告知志愿者风险及获益，通过一对一面谈，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提交合作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并通过实验设计。 

公开简历显示，贺建奎于2006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学学士学位，后赴美国莱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2011年开始，贺建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后，2012年结束后回到深圳。

本文根据“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现场问答环节编译，因时间紧迫若文内有不精准的地方请大家指正，CAIVD小编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