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中国优生科学协会阴道镜和宫颈病理学分会,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子宫颈癌防控研究专业委员会.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相关疾病综合防控策略专家共识[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25,59(09)：1362-1371.

DOI:10.3760/cma.j.cn112150-20250526-00481

通信作者

• 赵方辉，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北京100021，Email：zhaofangh@cicams.ac.cn

摘  要

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不仅是子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也与肛门癌、阴道癌、阴茎癌、外阴癌及口腔口咽等头颈部恶性肿瘤密切相关，并可导致尖锐湿疣和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病，对人群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加强HPV相关疾病防控对于保障我国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本共识呼吁加强科学研究，提升相关人员能力，强化公众健康教育，改善预防、筛查、诊断与治疗的可及性，并倡导政策支持，从而形成HPV相关疾病综合防控策略，为从事HPV相关疾病防控的医务人员、科研人员、卫生管理人员及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依据。本共识旨在推动HPV相关疾病的防控策略在持续加强子宫颈癌防控的基础上，拓展对其他HPV相关疾病的防控关注与行动，促进防控模式从以女性为主向男女共防转变，构建更为系统全面的公共卫生应对体系。

前  言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主要通过性行为或皮肤黏膜接触传播，可感染生殖器、肛门、头颈部等多个部位。根据致癌潜力，HPV可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其中高危型HPV（high-risk HPV，HR-HPV）持续感染是多种恶性肿瘤的重要诱因，可导致超过99%的子宫颈癌、约90%肛门癌、80%阴道癌、50%阴茎癌、30%口咽癌和25%外阴癌的发生，已成为感染相关恶性肿瘤的主要病原体；低危型HPV（low-risk HPV，LR-HPV）可引起尖锐湿疣、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病（recurrent respiratory papillomatosis，RRP）等良性疾病。

截至目前，我国先后颁布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等政策，后者明确提出“减少致癌相关感染”的要求，突出强调了HPV感染导致相关疾病的防控，并提出了提高HPV疫苗可及性，鼓励有条件地区将HPV疫苗纳入惠民政策之中。但上述政策侧重HPV疫苗接种以及子宫颈癌防控，尚未对不同人群HPV感染及不同部位病变的综合防控做出系统、明确的指示。此外，HPV感染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等感染在人群分布、传播途径和社会决定因素等方面具有相似性，防控工作具备协同性。近年来，我国在艾滋病防治中已逐步开展了与猴痘等疾病多病共防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未来HPV防控亦可借鉴相关经验，加强与性病等其他传染病防控融合，建立跨学科多领域的协作模式，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促进跨疾病信息整合和综合防治策略实施，实现公共卫生资源高效利用。

为提升社会各界对HPV相关疾病的重视，在关注子宫颈癌防控的同时，加强对其他HPV相关疾病的防控，进而为HPV相关疾病多元化防控政策提供依据，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中国优生科学协会阴道镜和宫颈病理学分会及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子宫颈癌防控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系统梳理国内外防控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重点聚焦于科学研究支撑、人才能力建设、公众健康教育、服务可及性提升、政策支持等方面，构建多维度防控建议，为完善我国HPV相关疾病“共宣-共防-共治”的防控体系与实施路径提供有力支持。本共识目标人群为从事HPV相关疾病防控的医务人员、科研人员、卫生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等。

一

我国HPV感染与相关疾病负担现况

（一）我国HPV感染与流行情况

HPV感染在我国人群中较为常见，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我国女性一般人群HPV感染率为17.7%，不同部位呈现明显差异：外生殖器部位为22.3%，口腔部位则为2.7%。我国健康体检男性人群总感染率为7.9%，各部位HPV感染率依次为生殖器（8.4%）、肛门（5.3%）、头颈部位（3.4%）。在HIV阳性人群、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等高危人群和经济欠发达等重点地区中，HPV感染情况更为严重。我国HIV阳性女性的宫颈和肛门部位HR-HPV感染率分别为30.6%和30.3%，MSM人群中HIV阴性和阳性者HPV感染率分别为55.5%和82.1%。综上，我国HPV感染率较高，在HIV阳性和MSM人群等高危人群中更为严重。

（二）我国HPV相关疾病负担

我国是全球HPV相关疾病负担最为沉重的国家之一。在恶性疾病方面，2022年全球HPV相关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为146.8万例，其中我国达23.8万例，占16.2%；全球死亡病例为74.2万例，其中我国达10.6万例，占14.3%。近年来我国HPV相关恶性肿瘤负担逐年升高，2007—2015年病例数每年增加3.8%。在良性疾病方面，2008—2016年我国尖锐湿疣发病率为24.7/10万~29.5/10万，且尖锐湿疣复发率较高，男性复发率约为12.5%，女性复发率约为18.5%。较高的流行和复发情况使尖锐湿疣经济负担沉重，2020年我国尖锐湿疣的疾病总成本已高达41.1亿元。RRP流行病学数据较少，全球成人型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病的患病率为0.4/10万~8.4/10万，但我国本土数据缺乏。频繁复发是RRP最显著的特征，病程经历的中位复发手术次数高达4次，在低年龄儿童等重点人群表现更为严重。综上所述，我国HPV相关疾病整体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较重。

二

我国HPV相关疾病的防控现状

（一）子宫颈癌防控现状

我国子宫颈癌防控经过长期实践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并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工作模式。目前我国已积累具有代表性的子宫颈癌防控流行病学数据，多个城市通过政府支持与定向补贴等措施，推动HPV疫苗接种率稳步提升。同时，覆盖城乡的筛查和早诊早治体系持续优化，有效提高了早期病变检出率和干预效果，公众对子宫颈癌的认知与自我防护意识也得到显著提升。

然而，我国子宫颈癌防控仍存在一定不足。一级预防方面，大量证据已经证明HPV疫苗能够降低HPV感染、子宫颈癌前病变和子宫颈癌发生风险。目前我国正积极推动HPV疫苗的普及，自2021年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已有17个省份将接种HPV疫苗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13~14岁女孩免费接种HPV疫苗。但HPV疫苗目前尚未纳入我国国家免疫规划（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NIP），使得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疫苗接种推广过程中面临着现实难题。二级预防工作开展中，自“两癌筛查”项目启动后，我国子宫颈癌筛查覆盖率逐年扩大，最新数据估计，2023—2024年我国35~64岁女性终生子宫颈癌筛查覆盖率为51.5%，但在农村地区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女性中筛查率较低，距离世界卫生组织“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中“70%的妇女在35和45岁之前接受高效检测方法筛查”的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此外，筛查质量参差不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专业阴道镜医师、病理医师及信息化管理平台等方面仍相对薄弱，筛查结果的跟踪随访与质量控制体系尚未完全健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防控效果。

（二）HPV相关非宫颈疾病防控现状

相较于子宫颈癌，我国HPV相关非宫颈疾病防控仍处于起步阶段，防控体系尚未建立。在一级预防方面，国外已有多项研究表明HPV疫苗能降低外阴、阴道和肛门癌等其他HPV相关恶性肿瘤以及肛门生殖器疣的发生，男性也能直接从疫苗接种中获得保护。但我国仍缺乏HPV疫苗对非宫颈疾病及男性人群保护效果的本土数据。此外，尽管在2025年1、4月，我国分别批准四价和九价HPV疫苗扩展至男性适应证，但男性疫苗接种仍面临着疫苗认知度不足、社会接受度偏低等现实困境。在二级预防方面，我国多个HPV相关疾病在筛查适用性、高危人群界定、检测技术标准等关键环节缺乏明确定义，缺少基于循证医学证据构建的标准化筛查路径。

综上所述，我国在HPV相关疾病防控工作中，子宫颈癌防控体系相对成熟，但在疫苗纳入NIP、专业人才储备及信息系统管理等环节仍需进一步加强。HPV相关非宫颈疾病的防控则处于起步阶段：在科学研究方面，缺乏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感染率和疾病负担估计，疫苗和筛查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国产研发有待加强；在人才建设方面，多学科专业人才储备不足，专业培训和协作机制尚未健全；在健康教育方面，公众认知和重视程度不足，对重点人群的精准宣教有待深入；在实施路径方面，尚未形成高效顺畅的服务流程和完善的服务体系，信息化管理与质量控制体系有待完善；在政策支持层面，审评审批和筹资渠道以及组织保障和多部门统筹协调机制需进一步提升。

三

我国HPV相关疾病综合防控建议

（一）强化科学研究，提供证据支持

核心建议一

1.加强全国范围内HPV感染及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监测，依托已有监测系统，结合抽样调查与哨点监测，为精准防控策略提供可靠的流行病学数据。

2.加强对HPV相关疾病一级和二级预防防控效果的研究，深入开展经济负担和成本效益分析，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防控路径和策略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3.加快早期防控新技术的研发与评估，尤其是针对多价预防性HPV疫苗的研发、单剂次HPV疫苗的效力、效果与安全性评估，以及筛查、诊断、治疗新技术的研发，从技术层面提高我国HPV相关疾病早期防控的可及性和效果。

1.加强流行病学监测

在流行病学数据方面，我国缺乏具有代表性的HPV感染与相关疾病的疾病负担数据，特别是HPV相关非宫颈疾病。（1）从HPV感染角度，目前全国已有多地区报道宫颈部位HPV感染率及相关型别，但仍缺乏老年人群（>64岁）的HPV感染自然史及感染流行数据，且缺乏全国代表性人群非宫颈部位感染率及不同分型HPV分布数据；（2）从疾病负担角度，缺乏部分HPV相关疾病，特别是良性疾病，如尖锐湿疣、RRP等疾病的疾病负担数据；（3）从归因角度，缺乏非宫颈疾病的本土归因数据，一项我国归因于HPV感染的恶性肿瘤发病分析中，估计2016年全国约有12.5万例新发恶性肿瘤可归因于HPV感染，但在分析过程中由于缺乏我国非宫颈部位恶性肿瘤的HPV归因数据，只能采用国际资料推算风险。

为此，可依托已有的监测系统，如肿瘤登记、性病监测、死因监测等，加强HPV感染及相关疾病数据收集和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在此基础上开展全国范围具有代表性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此外，通过开展HPV感染及相关疾病哨点监测，收集重点人群，如MSM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等的HPV感染及相关疾病流行状况，获取全国代表性、覆盖不同地区和不同部位的HPV感染率、感染型别，以及相关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等核心指标的可靠数据。

2.强化早期防控和卫生经济学研究

（1）加强早期防控证据研究：一级预防层面，HPV疫苗于2016年在我国上市，但我国HPV疫苗对子宫颈癌的预防证据多来自临床试验研究，尚缺乏真实世界的效果评估；疫苗对HPV相关非宫颈疾病以及男性人群的预防证据多为国际研究，缺乏本土效力与效果研究的数据支持。此外，围绕HPV主题的相关宣教主要针对子宫颈癌，对HPV相关非宫颈疾病的认知和重视有待增强。二级预防层面，我国关于子宫颈癌的二级预防较为成熟，在筛查人群、技术、策略、路径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是HPV相关非宫颈疾病仍处于探索中。尽管国内外指南与共识对肛门癌的筛查人群和筛查方式提出了推荐，但仍缺少我国本土关于筛查方案防控效果的高水平证据，如随机对照试验或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而其他HPV相关非宫颈疾病筛查的适用性、成本效益、重点人群、技术和方案仍处于探索中，亟需继续开展高水平研究，积累HPV相关非宫颈疾病防控技术和效果的相关证据，探究子宫颈癌的二级预防策略能否应用于其他HPV相关疾病，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HPV相关非宫颈疾病的防控路径共识提供证据支持。

（2）加强卫生经济学研究：我国缺乏具有代表性的经济负担数据及防控策略的成本效益分析，特别是HPV相关非宫颈疾病。目前仅有研究通过系统文献回顾的方式对HPV相关疾病经济负担进行不完全估计，保守计算我国每年因HPV感染相关疾病导致的总经济负担约180.3亿元人民币，单例HPV相关恶性肿瘤首年花费高达5.8万~8.0万元。以上证据虽初步揭示了HPV相关疾病沉重的经济负担，但仍缺少基于大规模代表性人群针对不同HPV相关疾病的系统性经济负担研究。在成本效益分析方面，目前国内已有团队针对子宫颈癌进行了疫苗和筛查的成本效益评价，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系统防控措施对子宫颈癌的成本效益分析，同时纳入HPV相关非宫颈疾病，为HPV相关疾病的综合防控提供更全面的经济学证据支持。

3.加快防控、筛查、诊治新技术研发

尽管国产二价HPV疫苗在全国部分地区已广泛应用，但由于其不能覆盖所有可导致HPV相关疾病的病毒型别，故仍需加快国产多价疫苗的研发与上市，覆盖更多HPV型别，提高疫苗接种可及性，满足广大群众需求。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免疫战略专家咨询小组发布了单剂次HPV疫苗方案的建议，我国应尽早探究单剂次HPV疫苗在我国适龄青少年中的效力、效果与安全性，若单剂次方案在我国人群中被证实具有良好免疫原性与保护效果，将有助于降低接种成本、简化接种流程，提升疫苗可及性。此外，应重视HPV防控相关的筛诊治新技术研发和应用评估，包括即时检测技术、人工智能诊断技术等新筛查技术的开发，提高我国基层和偏远地区筛查可及性，以及针对已感染人群或癌前病变患者治疗手段（如HPV治疗性疫苗）的研发，以弥补现有预防性疫苗无法清除既有感染的不足。

（二）加强专业能力培养，强化多学科协作

核心建议二

1.加强多学科人员培训，提升各级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等多学科专业人员的HPV感染及相关疾病防控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

2.强化各领域多学科协作，促进不同学科人员的相互沟通，提高部门间和科室间的协作能力和信息共享，推动HPV相关疾病综合防控融合发展。

HPV相关疾病防控是一项涉及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和健康促进的综合性公共卫生事业，涵盖了临床医疗、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管理、社区服务等多个学科和多个部门，专业人才和沟通协作是保障这一事业有效实施的核心力量。

1.提升相关学科人员专业能力

提升不同专业领域人员在HPV相关疾病方面的专业知识是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应鼓励专业机构与学术团体开展专业人才培训。医务人员作为HPV相关疾病三级预防环节的关键角色，需强化其对HPV感染预防及疾病诊疗规范的持续认知。研究表明，医务人员适时提供防控建议有助于提高子宫颈癌筛查和HPV疫苗接种的依从性。因此，应通过定期开展继续医学教育，提升妇产科、泌尿科、肛肠科、皮肤性病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口腔颌面外科等医务人员对本领域之外的其他HPV相关疾病的了解，有助于适时向患者提供HPV相关疾病防控推荐。此外，应针对性加强妇产科医生和妇女保健人员在开展子宫颈癌筛查时关注疑似阴道癌、外阴癌和肛门癌的病变情况，并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健康宣教。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处于HPV防控工作最前线，应全面强化其疫苗接种及筛查实施的技术规范与操作能力，同时提高其与群众有效沟通HPV防控知识的能力。卫生管理人员、健康教育人员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则应提升组织协调、健康宣教和社会动员方面能力。

2.促进多学科协作

除专业知识外，多学科协作也是HPV防控工作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部分。建议定期举办多学科交叉交流会、研讨会、案例交流会等，促进不同学科专业人员之间相互沟通，提高不同学科部门间的协作能力，加强学科间信息共享和团队沟通协作。同时，应推动健全不同学科间的会诊与转诊机制，优化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合作流程。召集不同领域的工作人员，包括子宫颈癌、肛门癌、生殖器癌、头颈癌、尖锐湿疣、RRP等HPV相关疾病防控领域工作者，以及HIV阳性人群、MSM人群、其他性传播疾病研究领域工作者，交流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前沿进展，培养各领域人才的多学科协作能力，互相借鉴产生共防措施，助力HPV相关疾病防控工作进展。

应特别注重培养临床医生与公共卫生专家之间的沟通协作能力，打破知识壁垒，从个体和群体两个维度促进HPV相关疾病防控，培养从预防、筛查到治疗的全链条视角，开展从感染、发病到治疗的全流程监管随访；推动医务人员、科研人员与卫生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使人群层面的数据和证据能及时有效地转化为临床实践，并从临床实践中获取亟待解决的问题加以研究，促进最新研究成果与防控政策及实践的高效融合，并引导研究方向契合国家战略需求；增加临床、疾控、政策等多领域专家与基层医务人员直接的沟通联络，推动专家力量下基层，强化基层工作人员多方面的素质能力，促进HPV疫苗接种、筛查措施、健康宣教在群众中的高效推行。

（三）加强健康教育，推动全社会参与

核心建议三

1.构建多元传播体系，开展广泛、科学且专业的HPV相关疾病防控的公众教育与科普宣传，以提升全社会对HPV感染和相关疾病防控的认知与参与度，形成男女共同参与防控的良好社会氛围。

2.加强在重点场所（医院、学校和社区等）和高危人群（HIV阳性人群、MSM人群及流动人口等）中的科普宣传，开展定向、精准的健康教育，扩大HPV相关疾病防控科普的覆盖广度和深度。

公众的健康意识和知识水平对HPV相关疾病防控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当前，我国公众对HPV感染及相关疾病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和污名化，并且疫苗犹豫也是导致我国HPV疫苗接种率偏低的原因之一。此外，目前公众对HPV相关疾病的认知多集中于子宫颈癌和女性防控，对HPV相关非宫颈疾病及男女共防理念的了解有限。因此，亟需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公众相关认知与防控意识，推进HPV相关疾病防控。

1.构建多元传播体系

随着我国新媒体迅速发展，HPV相关知识的普及也逐渐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各类媒体平台上关于HPV的科普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公众对HPV感染、预防接种以及相关恶性肿瘤防控等方面的认知存在偏差。因此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及新兴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开展通俗易懂、科学准确的HPV相关知识宣传。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主动投身健康教育，提升健康科普的专业性、创造性。同时，鼓励有影响力的科普博主参与其中。可以依托“国际HPV知晓日”“全球消除子宫颈癌周年”“世界癌症日”，以及肿瘤或性病防治主题宣传周等活动开展科普宣传。

2.加强重点场所与高危人群健康宣教

除大众媒体外，可以依托各组织场所进行重点科普宣传。将HPV相关疾病知识纳入中学、大学的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引导青少年及其家长正确认识HPV感染及相关疾病，树立主动接种疫苗的健康意识。医疗卫生机构也应肩负起健康宣教的责任，医务人员可在诊疗活动时对适龄人群进行健康宣教，建议其避免HPV相关危险因素的暴露、接种HPV疫苗或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HPV相关疾病的筛查。社区也应积极开展居民讲座、健康咨询、宣传手册派发等活动，将HPV防控知识覆盖到社区内目标人群。此外，针对高危人群，如HIV阳性人群、MSM人群等开展定向精准的健康宣传，通过性病艾滋病防控网络、相关非政府组织及社区服务机构开展专门的健康教育活动；针对流动人口、经济欠发达地区等重点人群和地区开发适宜的宣教模式，帮助公众了解HPV感染及相关疾病防控内容，提高健康素养，主动接受服务。

（四）改善服务可及性，构建科学实施路径

核心建议四

1.优化HPV相关疾病早期防控的服务流程，利用创新技术、多渠道信息发布、多场景服务等模式，提高公众对防控服务的知晓率和参与度，改善服务可及性。

2.依托现有较成熟的子宫颈癌防控体系，协同建立其他HPV相关疾病的防控路径，建立系统性HPV防控服务管理与监测平台，将HPV相关疾病防控纳入相关学科指南和规范，制定具体策略并推动落地实施。

目前，我国在HPV疫苗接种覆盖面、相关疾病筛查和诊断服务的普及与规范化等方面仍存在资源不充分及不平衡的问题，尤其在覆盖人群广度和服务体系成熟度方面与实际防控需求之间尚存差距。亟需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管理体系、规范实施路径，全面提升HPV防控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确保防控策略真正惠及全社会。

1.优化服务流程

通过提供创新技术（如HPV即时检测技术等）优化及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子宫颈癌筛查服务的可及性。优化服务流程也能提高疫苗接种率和筛查率。在此基础上，应加强针对男性人群的HPV疫苗供应，逐步实现男女共防。此外，应在一、二级医院开设HPV相关疾病专科门诊，便于患者就医；三级综合医院开设HPV相关疾病的专科一体化门诊，具备咨询、健康宣教、HPV疫苗接种、HPV检测及相关疾病诊断、治疗、随访等全链条医防融合服务能力。针对特殊人群，如HIV阳性人群、MSM人群、性工作者等开设无歧视、保密性强的友好门诊。

2.构建实施路径

科学有效的实施路径能保证现有技术与政策在实践中顺利实施。目前，子宫颈癌防控在我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服务路径和经验模式，包括完善的筛查服务体系、三级预防路径、信息化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等，但我国HPV相关非宫颈疾病的防控路径仍然缺乏，因此，在明确防控人群和防控方式的基础上，亟须借助现有较成熟的子宫颈癌防控服务体系，实现对HPV相关非宫颈疾病的服务传递，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推动HPV相关非宫颈疾病防控路径的构建与实施。例如，可以在现有的子宫颈癌疫苗接种与筛查网络基础上，扩大目标人群，将男性和其他需要接种疫苗的人群纳入现有服务体系，迅速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此外，可借鉴国内已有的针对子宫颈癌防控的管理平台，整合疫苗接种、子宫颈癌筛查、临床诊疗与肿瘤登记信息等，进一步整合HPV相关非宫颈疾病的筛诊治等防控数据，实现对个体的全流程追踪。同时，利用已有的子宫颈癌健康宣教渠道，将HPV感染相关的头颈癌、肛门癌、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尖锐湿疣和RRP等非宫颈疾病的防控知识纳入宣传范围，有效提高公众对于HPV相关疾病的整体认知，形成男女共防、多病共防的综合防控局面。并且，需要将HPV防控相关内容纳入相关学科指南和规范，提升广大医务人员防控意识，发动各领域医务人员力量。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疾病的实际情况及我国不同地区卫生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防控路径，促进研究成果高效转化并落地实施。

（五）倡导政策支持，构建长效机制

核心建议五

1.建议将HPV疫苗逐步纳入NIP，将HPV相关非宫颈疾病防控纳入已有的其他政策框架，推动跨疾病间的“共宣-共防-共治”，提高公共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与防控效果。

2.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协作与统筹协调，强化科学研究、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组织保障，推动HPV相关疾病防控政策落地实施。

3.加速多价HPV疫苗和筛查技术的审批进程，建立“产-学-研-政”协同机制，加速技术转化，使研究成果尽快惠及公众。

4.构建多元化筹资渠道，探索相关行政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合作模式，推动HPV相关疾病防控措施实施的广覆盖和可持续，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5.充分发挥专家优势，促进专家与政策制定者、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助力HPV防控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政策法规支持是HPV相关疾病防控工作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的重要基石，是使得受益人群最大化的制度保障，为HPV防控工作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指导，确保各项防控措施高效执行。

1.纳入政府公共卫生相关政策

倡导将HPV疫苗逐步纳入NIP，以保障疫苗的整体覆盖水平与可及性。多项HPV疫苗接种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表明，推广HPV疫苗接种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从公平性角度看，将HPV疫苗接种完全交由市场力量驱动，会使经济欠发达地区获得疫苗的机会大大降低。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五种非NIP疫苗的接种覆盖率在我国城市儿童中为41.2%，而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中只有5.7%。从可行性角度分析，国产HPV疫苗的陆续上市及招标集采价格大幅降低，为其纳入NIP提供了价格基础。此外，可将HPV相关非宫颈疾病防控纳入国家子宫颈癌防控政策以及其他性病艾滋病、传染病防控、妇幼保健等相关政策框架中，推动跨疾病间的“共宣-共防-共治”，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与防控效果。

2.加强多部门协作

由于HPV相关疾病防控涉及多个部门，应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定位及分工协作方式，从制度上加固多部门协作与统筹协调组织保障机制，确保HPV防控政策落地实施。同时，应注重政策的宣传并贯彻实行，通过相关行政部门主导的多渠道发布和培训，提升各级执行部门对HPV防控政策的理解与落实能力，推动政策信息覆盖基层，确保相关措施高效传达、落地见效。具体来说，在科学研究层面，需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等部门强化部门间的数据共享与联动机制、打破信息孤岛，规范数据收集和链接；在健康教育层面，需要宣传部门紧密结合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并协调联动，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医疗卫生机构、疾控部门等专业机构把关下，营造全社会参与HPV防控的积极氛围，明确男女共防、多病共防的公共卫生理念。

3.加快新技术审评审批

加快审评审批是HPV相关疾病防控技术尽快造福于群众的关键环节。截至2025年4月，我国仅有4个HPV检测产品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子宫颈癌筛查。基于目前我国对新技术需求量大的现况，《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对于符合要求的国产HPV疫苗加快审评审批”。因此，为提高可及性，在多价HPV疫苗、筛查、诊断及治疗技术研发取得重要进展的基础上，应建立“产-学-研-政”高效协同机制，明确HPV防控创新技术的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加速相关技术的转化落地，使研究成果迅速惠及民众。

4.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

筹资渠道的多样化和稳定性是HPV防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将HPV疫苗纳入NIP前，需要探索多元筹资模式。目前部分地区将HPV疫苗接种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但项目具有阶段性和地方财政依赖性，需考虑工作的可持续性；且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均，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持续提供免费的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子宫颈癌筛查已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但仍需多元化筹资渠道，使得子宫颈癌筛查长效可持续进行。鼓励各地方政府根据经济能力和防控需求，因地制宜地开展财政补贴试点，并适时推广至其他地区。同时，应积极探索企业参与、慈善机构赞助、社会组织支持等第三方筹资渠道，特别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高危人群及贫困人群的疫苗免费接种、筛查诊断补助等提供支持，建立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可持续机制，增强防控工作的公平性和长效性。

此外，为加快本土科学证据的累积，相关行政部门、企业、科研机构等可积极推动HPV相关疾病防控项目的专项立项与经费支持，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调动科研人员、公共卫生专家、临床医生的积极性。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流行病学监测、HPV疫苗效力和效果研究、精准筛查诊断技术开发与转化等项目的开展，促进HPV相关疾病防控本土证据的形成。

5.发挥专家智库作用

应充分发挥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健康教育、社会经济学等不同领域专家的专业优势，促进专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多方联动。通过提交提案、内参、政策建议书及专项报告，搭建定期的政策研讨与交流平台等方式，及时传递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与循证建议，共同分析当前HPV防控的实际现状与需求，提出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实现需求驱动政策制定、政策回应实际需求的高效互动机制，促进HPV防控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HPV感染相关疾病是我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亟须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以构建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综合防控体系。未来可通过持续深化流行病学与防控技术研究、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与多学科协作、开展公众健康教育与重点人群宣教、优化服务可及性并构建科学实施路径、推动HPV相关疾病防控纳入国家已有的公共卫生政策框架，助力形成我国HPV相关疾病“共宣-共防-共治”的公共卫生新格局。

编写顾问：

乔友林（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魏丽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临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郎景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执笔专家：

赵方辉（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胡尚英（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张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赵雪莲（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杨欢（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编写专家名单（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陈飞（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丁超（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樊静洁（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妇幼保健院）、洪颖（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胡尚英（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姜太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郎景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李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卢红艳（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马丽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齐淑贞（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乔友林（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汪习成（云南省传染病医院）、王华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王俊玲（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临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宇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魏丽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吴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杨欢（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杨慧（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张海增（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张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张韶凯（河南省肿瘤医院）、张媛媛（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赵方辉（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赵更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赵雪莲（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赵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编写组秘书：

钟盼亮（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郑启健（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