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英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

侯英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病理科主任

侯英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博士后工作站。

2024 年 5 月 30 日晚，开始阅读施一公院士首部作品《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从淘宝网上购买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学习榜样成长的经历，施院士的事迹如雷贯耳，贡献巨大，培养了一众高材生，创建了西湖大学——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高等学校。 

但读到这本书的第 12 页，却是施院士记录自己父亲于 1987 年因车祸意外，已经送到医院了，却因为没有交付治疗费用，竟然在急救室硬生生躺了 4 个半小时无人过问，等司机筹款 500 元来到医院缴费时，却失去了及时救治的机会，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前，在百度上也读到过施院士记录自己父亲不幸意外去世的内容，只不过是碎片化的信息，也难辨真伪，在眼前一闪而过，并没有往心里去。 

但是，这次，夜晚静静地捧着这本书，读到这段文字，我先是感到意外，因为我觉得一本“向理想前行”的书，通常会记录作者如何努力，如何成功，如何在专业上做出成绩和贡献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怎么会记录自己父亲去世的经过呢？但转而一想，施院士一定是非常怀念他的父亲，自己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父亲没有亲眼看到，父亲也没有迈入今天的发展时代，极为遗憾之情。本有生的机会，却失在那个时代。读到这里，我也非常伤心，以致于停在这页，一时读不下去了，而且还伤心停顿了好几天，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我敬爱的爷爷。

为什么见死不救？

为什么不救救我的父亲？ 

我感受到了施院士无助的呐喊声！ 

而且是感同身受！ 

因为，施院士在书中的“为什么”，也唤醒了我心中的痛！ 

1987 年我上大学，由于带的被子比较薄，天气转凉后，我爷爷特地从家里给我送了一床被子，乘绿皮火车到芜湖，当天就回去了，身体虽然消瘦，但还挺硬朗的。可是，不久妈妈写信告诉我，爷爷生病了，医生诊断为前列腺肥大。 

1988 年，接到电报，爷爷去世了！简直不敢相信，爷爷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奔回老家，伤心痛哭，与爷爷做最后的告别。众亲抬着爷爷的灵柩，在村路和田野上绕行数圈，最后埋葬在祖坟处。在回学校的火车上，恍恍惚惚不敢相信爷爷真的离开了我们。 

多年后，当我作为一名病理医生，对疾病的认知和理解越来越清新之后，我是多么地遗憾，我的爷爷为什么仅仅因为前列腺肥大就去世了呢？又不是难以救治的肿瘤性疾病，这是多么的遗憾。 

我多次问起妈妈，爷爷生病就诊、直至病故的经过。妈妈说，爷爷小便不畅，就带爷爷到县医院看病，诊断前列腺肥大，接诊的医生说还能解出一点小便，就让回家了，之后经历感染，多脏器衰竭。 

我问妈妈，为什么不找上海医生呢？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听说，那时候如果有重病，除了到县医院，还可以到宁国县甲路乡古田医院和绩溪县雄路东方红医院，去找那里的上海医生看病，老百姓都说，上海医生可有本事啦。 

妈妈说找不到上海医生了。 

为什么找不到上海医生了？ 

妈妈说不知道。

2002 年，从上海肿瘤医院毕业后，来到中山医院病理科工作，我就问同事，上海哪里有古田医院？哪里有东方红医院？同事说，上海没有古田医院，也没有听说过东方红医院。我觉得很奇怪，但一时却没有答案，直到 20 年后。 

2021 年，在一次医院建设相关的会议上，偶然听到瑞金医院以前曾用名：东方红医院！

这个讯息一下子就触动了我，在挖掘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我才弄明白：为什么找不到上海医生了，原来，1988 年，上海医生撤回了，对此段历史的挖掘，我撰写了“上海医生”一文，这篇文章还收录到学习强国。也因这篇文章，结识了那个年代投身古田医院工作的当事人，其中就有肿瘤医院洪小南教授。洪小南教授还将我拉入了古田情怀联谊群和古田医院志愿者群，我的文章还被未曾相识的陈正康老师收入《史海钩沉，上海小三线古田医院那些事的续集（1969-1988）》。 

一眼看到 1969-1988 这两个时间数字，我心生感慨，这是属于我的时间密码，因为我1969 年出生，而我的爷爷 1988 年去世，这是我与爷爷生命相逢的 20 年呀，如果古田医院不撤回，我的爷爷一定能得到及时救治，爷爷能有机会看到我们毕业、成家、立业。多少次梦中似梦非梦地与爷爷相逢，多少次又带着遗憾醒来。对爷爷的思念，没有因为年龄越来越大而变淡，反而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浓郁，思念越甚，遗憾越甚！ 

1977 年恢复高考，可是培养的人才还远远不够，农村医疗得不到实质的改善，1988 年，怎么就把古田医院和东方红医院撤回了呢，青黄不接，多少老百姓得不到救治呀？如果延续至今该多好呀，小的时候，公社大队，村村户户，袅袅炊烟，人间烟火，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了，现在正在推行的医联体工作，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似乎又看到当年政策的影子。 

那个年代，板车是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不仅运送货物，家里的重病人也多是用板车拉着送医院，不时就会目睹乡里乡村的亲友们，用稻草垫一垫，盖上一床被子，焦急万分地拉着板车载着患者在马路上奔跑，急切切地送几十里地外的县医院，重病的患者有时会一路痛苦地叫唤着，县医院处理不了的，就会送到上海医生所在的医院，还有救治的希望。 

为什么这么有益的政策在 1988 年就改变了呢？ 

我把施院士的这页文字发到科室群里，过了几天，我问科室的年轻人，有没有阅读这页文字，有什么想法吗？ 

今天，借着施院士的“为什么”，我终于有机会把藏在我心底的“为什么”写出来，也算做给科室年轻人的一个解释和教育。因为我与施院士有同感、有痛感！ 

可贵的是，这一声声“为什么”早已在我心中化作我工作和学习的动力，化作我们团队的执行力！ 

对于临床急需的非疑难病例，我们团队能够做到：上午收到标本，下午发病理报告，下午收到标本，第二天上午发病理报告，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运行了 20 多年；现在，更欣慰的是，临床重要的基因结果，我们团队也能做到第一天收到标本，第二天发分子病理报告，这项工作已经成为常态！ 

因为， 

儿时农村患者在板车上痛苦的呻吟声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 

为了帮助像爷爷那样可以救治的患者，不留遗憾； 

所以， 

我们要让我们的诊治速度快一点，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