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们常常抱怨看病贵，随随便便一个感冒就要花费上千元，看病真应该这么的贵吗？

近日由美国哈佛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美健康峰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近千位健康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改革价格支付、分级诊疗"等医改热点话题展开对话与交流。

据与会专家介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医疗付费方式是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或总费用预付等方式来约束医生的诊疗行为。而只有我国、日本等少数国家采用按项目付费方式，比如感冒了，除了医生问诊开药外，验血、拍胸片、做心电图等都要另外收费。这种医疗付费方式弊端显而易见，很容易诱导医生过度医疗需求，造成大检查、大处方，加重医疗负担。

比如日本，磁共振在全球使用率是最高的，这就是支付方式不合理诱导医疗过度消费的例子。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萧庆伦介绍，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日本政府对医院的监管非常严格，每两年就要进行一次价格调整。

有专家指出，我国财政对医疗投入的不足，造成一些地方医疗行为扭曲。以2013年为例，我国医疗投入只有4450亿美元，占GDP不足6%，不及美国的1/6。因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医院生存、发展不得不向市场伸手，加重百姓看病负担。而政府把医生的服务价格定得太低，如江苏三级医院的门诊挂号费多数为10元，主任级别的挂号也只有25元，与此同时药价虚高，医院不得不多卖药赚钱，以药养医，加重病人负担，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也因此下降。

萧庆伦说，如果医生靠多开检查、多开药补贴自己的收入的话，医患矛盾必定十分尖锐。目前中国医院分级与定价挂钩也不尽合理，比如三级医院收费比二级医院高、二级比一级高，这会激励低级医院往高级别"挤"，而不重视做好基层医疗本职工作。

如何让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监管有形的手同时发挥作用？萧庆伦说，这是世界性难题，比如在美国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赚钱，外科中心外科医生最赚钱，因此美国外科医生人数是内科人数的2.5倍，导致有近25%的心脏手术不应当做而做或过早做；而不太赚钱的儿科、内科、家庭医生非常缺乏。

目前中国医改正在迈入深水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假以时日。